第二编 大型渠灌及陂塘技术的发展（春秋战国至南北朝）

第二章　蓄水陂塘

　　我国兴修陂塘的历史很早。传说夏禹治水时，曾从事“陂九泽”的工程。《诗经·陈风·泽陂》载：“彼泽之陂，有蒲与荷。”陈国西周已封，都宛丘，治今河南淮阳县。春秋中期，在淮南创建了大型蓄水陂塘芍陂。西汉时，陂塘工程在汉水、淮河流域得到较大发展，集中在汉中、南阳和汝南三个地区。东汉至南北朝时期，由于经济开发南移，而南方多丘陵山地，适于修建陂塘工程，于是陂塘水利向长江以南地区推进，形成这一时期我国农田水利的发展以陂塘蓄水工程为主的态势。

　　陂塘要修筑堤坝形成库容蓄水，又要设置闸门对水量进行分配控制，还要建造溢流等设施，以保证水库的安全。因此，其水工技术比单纯的引水工程似更为丰富。我国春秋至南北朝时期是陂塘工程技术发展的重要时期，取得的技术成就甚多。

　　陂塘工程可以对天然径流进行调节，以兴利除害，这增大了人们对水资源的利用程度。

　　古代人民为了充分利用水资源，使陂塘发挥更大的效益，还创造出陂渠串联的型式，以在更大的范围内进行水量调配。

第一节　陂塘灌溉工程的发展情况

　　中国各地兴修的水利工程类型，因气候、雨量、地形等的不同而有所差别。北方黄河中下游地区平原广袤，但气候干燥，降水量少，河流密度不大，故多兴修大中型长距离引水渠道工程。南方多丘陵山地，大平原少（大平原只有长江中下游平原、珠江三角洲和成都平原等地），地形较破碎，气候湿润，雨量丰沛，河流密度较大，故而以兴修中小型的陂塘堰坝水利工程为主。

　　春秋至南北朝时期，淮河和长江流域的丘陵和高亢平原得到较多的开发，种植的作物以水稻为主，但由于降水不甚均衡，而丘陵和高亢平原又容易受旱，为了发展农业生产，就需要兴修陂塘蓄水灌溉工程。春秋战国时楚国努力开拓江淮地区，取得的陂塘建设成就最大，工程技术有了质的飞跃。两汉时期重视南方地区的开发，淮河、长江中下游地区涌现一批大中型陂塘工程，小型陂塘还向西南边疆地区推进，陂塘工程技术有了长足的进步。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江淮地区是南北政权争夺之地，配合军事屯田的进行，陂塘工程有较多的修建。这时期，北方战乱频繁，南方较为安定，大批北人南迁，促进了江南地区的开发，以六朝京城建康一带兴修的陂塘最多，工程技术也有不少进步。

一、春秋战国陂塘工程的兴建

　　春秋初期，淮河、长江中下游地区的诸侯大国有楚、吴和越国，同时江淮地区还散布着许多小国和部落。这些国家中以楚的土地最广，实力最强。楚一方面北进扩张，问鼎中原，另一方面东进淮南之地。公元前623年，楚穆王灭江（今河南正阳县南，息县西）。次年灭六（今安徽六安县北，北境囊有芍陂地区）、蓼（今河南固始县东北）两国，接着灭舒（今安徽庐江县西南）。公元前617年灭蒋（今河南固始县西北期思集）。楚庄王登位后，着力改革政治，庄王九年（公元前605年）任命孙叔敖为令尹。在孙叔敖辅佐下，楚国更加强大。庄王十三年，平群舒之叛，将东疆划定于滑油，即今合肥市东一带。楚为了加强国力，巩固东疆，及南下与吴国抗衡，重视发展淮南地区的农业生产。淮南丘陵地区旱灾威胁最大，因而需要兴修水利灌溉工程。孙叔敖任令尹后，在淮南一带兴建了一系列的农田灌溉工程，其中以芍陂蓄水工程规模最大。

　　芍陂的兴建不仅出于楚国政治经济上的需要，而且其时也具备了兴修水利工程的客观条件。芍陂利用了淮南后陵的低洼泽沼之地，加以人工筑堤而成，有利的自然地理条件节省了大量的工程量。此外，楚国的生产技术、文化水平并不比中原落后，春秋时其青铜铸造业甚至还超过一些中原国家，具有兴建大型灌溉工程的技术条件。又国内封建制的生产关系已逐渐取代奴隶制的生产关系，从而调动了民众的积极性，这就为兴建芍陂提供了大量的劳动力，使芍陂得以成功建成。

　　芍陂“陂周一百二十许里”[l]工程规模很大，是我国大型蓄水陂塘的首创，其灌溉效益很大。晋代伏滔《正淮论》说：“龙泉之陂（即芍陂），良畴万顷。”[2]由于芍陂灌区一带经济迅速发展，对寿春城市的繁荣也起了巨大的作用。战国后期楚考烈王二十二年（公元前241年）迁都寿春（今安徽寿县），说明寿春已有了建都的条件，这与周围有丰裕的粮食供应密切有关。故唐人樊珣说：“昔叔敖芍陂能张楚国。”[3]这一评语反映了芍陂对促进楚国政治经济发展所起的重要作用。

　　楚国在兴建芍陂等陂塘之后，继续在国内发展陂塘水利。《左传·襄公二十五年》记载：楚康王十二年（公元前548年），司马蒍掩为了征收田赋充军资，对土地进行规划，“蒍掩书土田，度山林，鸠薮泽，辨京陵，表淳卤，数疆潦，规偃猪，町原防，井衍沃，量人修赋”。其中“规偃猪”，偃通堰，《周礼·稻人》郑玄注“偃猪，畜流水之陂也”。可见，偃猪就是人工陂塘。在这一大规模的土地勘查规划中，陂池建设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可见在江汉、江淮大地上，陂塘工程修建应比较多了。

　　楚国的水工技术还随楚人的迁徙传播到吴、越国家。据早期的地方志《越绝书》记载，吴、越的水利工程皆兴修于孙叔敖筑芍陂之后。楚人伍员仕吴，范蠡、文种仕越，他们分别帮助吴、越两国强盛起来，经济的发展得助于一定程度的水利兴修，这与楚国水工技术的传播推广应是有联系的。如越国在会稽山北麓修筑拦蓄山水的吴塘、苦竹塘、秦望塘和唐城塘等。《越绝书·地传》记载：“勾践已灭吴，使吴人筑吴塘，东西千步，名辟首。后因以为名曰塘。”吴塘遗址尚存，其选址合理，反映出当时筑塘的技术水平（详见下文）。

　　步入战国时期，小型陂塘兴建更多。青川秦墓中出土的“为田律”，其中有“十月为桥、修波（陂）堤，利津梁”[4]的记载。即规定十月修桥，修陂塘等。“为田律”是秦国制定的法律，当在秦国统治范围内推行，其在四川地区发现，说明当时川西一带曾认真执行此律，陂塘灌溉必定有所发展。小型陂塘工程修筑简便，适于土地私有状况下发展农业生产的需要，还能兼养殖水生动植物。

　　春秋战国时期，陂塘灌溉事业虽然处于开创阶段，但起步阶段的水工技术已有相当的高度。

二、两汉社会陂塘工程的发展

　　（一）两汉社会与陂塘工程　　

　　西汉中期以后至东汉时期陂塘工程在两淮平原及长江以南地区得到迅速发展，

　　是有其历史背景的。

　　第一，国家重视兴修陂塘水利工程，以发展地区经济。如原先两淮平原开发不够，由于汉武帝时大兴农田水利，“汝南（治今河南平舆北）、九江（治今安徽寿县）引淮……皆穿渠溉田，各万余顷”。除“通沟渎”外，还“畜陂泽所以备旱也”[5]。这促进了陂塘工程的兴建，汝南、南阳等地的陂塘建设盛行起来。东汉时期，京都迁到洛阳，政治中心东迁南移，经济建设也随之南移，如南阳郡（治今河南南阳市）是光武帝生长之地，因位于京都洛阳之南，当时称南阳郡治宛县为南都，政治经济地位益加重要，南阳陂塘水利及技术也进一步发展，庐江、广陵及长江以南地区亦有较多的修筑。

　　第二，人口增加，为兴修水利工程提供了较多的劳动力。据《汉书·地理志》记载，元始二年（公元2年）全国人口按现省区界限划分，统计得出人口密度[6]，排在前面的为以下五省：河南省人口密度为78.1人／平方公里、河北省为32.O3人／平方公里、山东省为78.1人／平方公里、江苏省为28.5人／平方公里、安徽省为26.3人／平方公里。到东汉永和五年，（公元l40年）全国人口密度也仍然以这五省为高。河南北部、河北、山东即当时称为的关东之地，人口众多，经济发达，水利发展引渠灌溉。河南南部、安徽、江苏（人口主要分布于长江以北）人口数仅次于关东，当时农业开发由北向南渐次进行，因此首创了不少大型陂塘工程，陂塘灌溉盛行。但与后代相比，两淮地区人口仍然相对较少，国有公田较多，故能兴修占地很多的陂塘群。　　

　　第三，封建地主制经济在全国的确立，促使南方陂塘水利的兴修。两汉时期，封建地主制在全国已经完全确立。南方地区多丘陵山地，雨量丰沛，这一地理条件适于修筑陂塘工程。当时封建地主对土地拥有自由的支配权，为提高水田生产的产量，他们多兴修小型的陂塘灌溉工程，这就是南方出土众多两汉时期（以东汉为多）陂塘水田模型的原因。尤其是西汉中期以后，官僚、地主、商人三位一体的倾向趋于明显，豪强地主地位和势力有很大发展，如东汉政权的建立就得力于南阳等地豪强的支持。豪强地主财势大，大多霸占水源修筑陂塘为己谋利。如《史记·酷吏列传》记载，汉武帝时，宁成在家乡南阳“贳貣陂田千余顷，假贫民，役使数千家”。宁成拥有千余顷的陂田，陂塘灌溉规模可谓不小。

　　第四，有些地区因具有重要的政治经济战略地位，促使陂塘水利得以发展。如汉中地区在西汉初兴修的陂塘，相传由汉初大臣张良、萧何所创。当时楚汉相争，萧何曾“居宁汉中，足食足兵”（《华阳国志·汉中志》），为刘邦提供充足的粮秣供给。汉武帝时期曾组织大批劳力开凿褒斜道，改善汉中与关中的交通条件，以转运“汉中之谷”。汉中政治经济的重要性由此可见。要发展农业生产，必然要有相应的水利灌溉设施，所以两汉时期汉中塘堰水利发达。

　　两汉时期的陂塘建设以汉中、南阳和汝南三个地区最为集中；江淮之间的庐江（治今安徽庐江西南）、广陵（治今江苏扬州市西北）地区陂塘亦有较多的修筑；江南地区创建了一些大型陂湖；西南地区则发展众多的小型陂塘，说明两汉时期陂塘工程技术在南方已被广为掌握。

　　（二）汉中、南阳、汝南地区陂塘的兴建

　　汉中是镶嵌于秦岭和大巴山之间的一个盆地，属于今陕南地区，古代是联系关中与巴蜀的通道，政治军事地位突出。盆地中部为河流冲积平原，土层较厚，周围广布丘陵岗地，气候温暖，热量丰富，雨量较充沛，年平均降水量达600～1000毫米，适于水稻生长。境内有汉水及其众多的支流，水资源状况良好。但年内降水不均，地形坡度又陡，夏秋多暴雨，易发生洪涝，多日无雨，农田即告旱，这些都不利于作物生长。古代汉中人民除兴修引水灌溉工程外，还利用山谷冲沟筑坝蓄水成库，或者在洼地周围筑堤拦蓄流水成池，以灌溉稻田。

　　汉中地区西汉初已兴建了一些陂塘。《水经注》卷二十八《沔水》记载：“[壻]水北有七女池，池东有明月池，状如偃月，皆相通注，谓之张良渠，盖良所开也。”张良所开的池在今城固县城附近。又今汉中市附近分布有“王道池”、“小王道池”、“顺池”、“草池”、“月池”、“南江池”六大名池，相传由汉初丞相萧何所创，至今仍在发挥灌溉效益。

　　汉代汉中地区陂塘的兴盛，已为地下发掘的丰富实物资料所证实。1964年和1965年，汉中县先后从两座东汉早期砖室墓中，出土陂池及陂池稻田模型各一具，从形状看，陂池系人工修筑的小水库[7]。1978年，勉县在老道寺公社发掘了四座东汉墓，先后出土了七件陶水田、塘库、陂池模型[8]。上述汉中县和勉县出土的陂塘模型，形状有圆形和方形两种，皆是人工修筑而成的小水库。陂池稻田模型由蓄水池、挡水坝、放水闸门、放水孔、沟渠和稻田等部分组成。这反映当时陂塘的设施已经完整，能蓄能排，操作方便，已熟练地掌握了构筑陂塘的技术。

　　南阳地区也是一个平缓盆地，位于河南省西南部，东、北、西三面岗峦环绕，南部地势较低，中部为冲积洪积平原，土层较厚，水热条件较好。发源于伏牛山区的白河、唐河、湍河、刁河、淅水等从北而南纵贯盆地，从四周向中间辐辏，于湖北境内注入汉水，发达的唐白河水系和微倾的地形为兴修灌溉水利提供了有利的自然条件。

　　南阳盆地处于我国二级地形阶梯的东缘，是联结渭水流域和江淮流域，华北平原和江汉平原之间的天然通道。《史记·货殖列传》称“南阳西通武关、郧关，东南受汉、江、淮”，所以该地区开发很早。新石器时期已种植水稻，在淅县黄楝树屈家岭文化遗址的烧土块中发现有稻壳和稻秆。战国时期，南阳盆地有相当多的开发。《汉书·货殖列传》称：“秦伐魏，迁孔氏南阳，大鼓铸，规陂池。”已设置陂塘用于生产。汉代南阳经济又有很大程度的发展。西汉中期，南阳郡治宛（今南阳市），已与洛阳、长安、成都、临淄、邯郸齐名，并为全国六大都市，宛商遍天下，富冠海内，城市经济的繁荣得之于该地区农业经济的大力支持，并与陂塘水利的迅速发展有关。两汉时期南阳陂塘水利的发达，在全国来说可称首屈一指。

　　主持兴修南阳灌溉工程最有成效的官吏，当为西汉时的召信臣和东汉时的杜诗。汉元帝建昭元年（公元前38～公元前34年），召信臣任南阳太守，大力修建陂塘堤堰。《汉书》卷八九《召信臣传》称召信臣创建了数十处陂堰，灌溉面积达三万顷，成绩相当可观。建武七年（公元31年），杜诗任南阳太守，不仅创造水排，铸农器，“又修治陂池，广拓土田，郡内比室殷足”。因此，当时人把杜诗与召信臣并列，谓：“前有召父，后有杜母”。[9]他们兴修的陂堰工程数十处，《水经注》中有所反映。

　　湍水上修筑有楚士曷、六门陂、邓氏陂、安众港等。楚堨位于冠军县（今河南邓县西北）西北，“高下相承八重，周十里，方塘蓄水，泽润不穷”。六门陂位于穰县（今邓县），建昭五年（公元前34年）召信臣建，“断湍水，立穰西石堨。至元始五年（公元5年），更开三门为六石门，故号为六门堨也”，灌溉穰、新野、涅阳三县田5000余顷。邓氏陂在新野县西。安众港是堨湍水支流涅水而为陂，因在安众县（今河南镇平县东南）而命名。以上见《水经注》卷二九《湍水》。

　　朝水（今刁河）上修筑有钳卢陂、樊氏陂等。钳卢陂又名玉池陂，后代称迪陂，张衡《南都赋》有记载。此陂除壅朝水外，还接受六门陂灌溉余水，共同组成一个大灌区。樊氏陂在穰县南朝水支流上，陂东西十里，南北五里。

　　滴水上（今白河）上有新野陂、豫章大陂。新野陂在新野县，陂东西9里，南北l5里，“陂水所溉，成为良沃”。豫章大陂在士林戍东，“下灌良畴三千许顷也”。

　　堵水（今唐河）上有堵水陂。建武三年（公元26年）朱{右封为堵阳侯，堵水为东、西两陂（以上见《水经注》卷三一《滴水》）。

　　比水（今泌阳河）流域修筑有马仁陂、湖阳陂等。马仁陂位于比水上游的支流上，“泉流竞凑，水积成湖，盖地百顷，谓之马仁陂。陂水历其县（比阳）下，西南揭之，以溉田畴”。湖阳县（今河南唐河县湖阳镇）有若干陂。东汉初樊重居湖阳，“能治田，殖至三百顷，广起庐舍，高楼连阁，波陂灌注”。以大湖为大，县因以得名。湖水西南流，与湖阳诸陂散水合，称为板桥水，又西南与醴渠水合，又有赵渠注之，二渠上承派水。比水支流南长水的上流有唐子、襄乡诸陂（以上见《水经注》卷二九《比水》）。

　　这些陂塘规模颇大，型式多样，既有拦截河流成陂的，也有利用洼地围成塘池的，还有在山谷做堤坝成水库的。许多陂塘往往互相串联，形成“陂渠灌注”，类似长藤结瓜式的水利型式，这种水利型式是我国古代人民的一大创造。见下页图2-2-1-10

　　两汉时期南阳陂塘水利的广泛兴修，促使南阳地区的经济有了长足的发展。东汉张衡在《南都赋》中描述了南阳一带灌溉农业的盛况。赋文云：“于显乐都，既丽县康；陪京之南，居汉之阳。……于其陂泽，则有钳卢玉池、赭阳东陂，贮水渟湾，亘望无涯。……其水则开窦洒流，浸彼稻田，沟浍脉连，堤塍相輑，朝云不兴，而横潦浊臻。决渫则暵，为溉为陆，冬徐夏穱，随时代熟。”“徐”是稻，“穱”是雀麦[10]。南阳由于陂塘的发达，水稻种植很是普遍，“开窦洒流，浸彼稻田”，形成稻作旱作都获丰收的景象。

2-2-1-1 汉代南阳陂塘分布示意图

　　汝南地区处于伏牛山东侧，淮河及其支流汝河一带，土地肥沃。汉代在此设汝南郡（相当于今河南省驻马店地区大部和安徽省阜阳地区西部）。该处地势自西北向东南微微倾斜，是从丘陵过渡到平原的地貌，地面有一定的起伏，利于兴修陂塘自流灌溉。

　　两汉时期，汝南郡的广大土地上散布着众多的陂塘。《汉书·地理志》载，汝南郡有富波（陂）县（今安徽阜南县东南）。设置富波县的原因，晋代阚驷《十三州志》称：“多陂塘以溉稻，故曰富陂县也。”[l1]西汉时汝南郡的最大陂塘鸿隙陂（又称鸿郄陂、鸿郤陂等）已经建成。鸿隙陂的兴建年代，史无明确记载，大约建于元封二年（公元前109年）堵黄河瓠子决口之后。《史记·河渠书》说：“自是之后，用事者争言水利……汝南、九江引淮。”明确指出汝南郡兴修了不少水利工程，鸿隙陂很可能即在此时建成。陂所在地，据《水经注》卷三○《淮水》记载，在新息县（今河南息县）西北，淮水、慎水（今阊河）之间¨[12]，其水源“首受淮川”，下游与淮水支流慎水相通。灌溉效益很大，“郡以为饶”。到汉成帝时（公元前32—公元前7年）“关东数水，陂溢为害”。由于这一时期处于多水期，陂堤常被洪水漫溢损坏，水灾成为主要矛盾。当时的丞相翟方进视察后，“以为决去陂水，其地肥美，省堤防费而无水忧，遂奏罢之”。但陂废后，缺少灌溉，稻田只得改为旱田，种植大豆和芋头，百姓“多致饥困”。王莽时期，天气又进入干旱期，“常枯旱”，民众追怨翟方进，有童谣谓：“坏陂谁？翟子威（翟方进字子威）。饭我豆食羹芋魁。反乎覆，陂当复。谁云者？两黄鹄。”[13]表达了百姓要求恢复鸿隙陂的强烈愿望。

　　东汉建武中邓晨任汝南太守[14]。深知鸿隙陂作用的巨大，决定将陂修复。他委派通晓水工技术的平舆县（今河南平舆县北）人许杨，为汝南郡的都水掾，主持修复工作。许杨“因高下形势，起塘四百余里，数年乃立”，工程规模很大。由此，“百姓得其便，累岁大稔”[15]，“汝土以殷，鱼稻之饶，流衍它郡”[16]。

　　之后，汝南郡仍一直重视兴修陂塘。如《后汉书》卷二九《鲍昱传》称：东汉明帝永平五年（公元62年）后，鲍昱任汝南太守，“郡多陂池，岁岁决坏，年费常三千余万”，岁修费用甚多，鲍昱改“作方梁石洫”，灌溉效果很好。又《后汉书·何敞传》载：和帝永元二年（公元90年）何敞为汝南太守，“修理鲖阳旧渠，百姓赖其利”。鲖阳，治今安徽临泉县西鲖城。《水经注·汝水》称：“葛陂东出为鲖水，俗谓之三丈陂……水迳鲖阳县故城南。”鲖阳旧渠大约是联结葛陂的鲖水。水利条件改善后，促进了农田的进一步垦殖，“垦田增三万余顷”，农业生产有了很大发展。

　　两汉时汝南在修建陂塘工程中不断改进技术。《水经注》中记载的汝南陂塘共有三十多个，这些陂塘应主要兴修于两汉时期，陂塘的特点也是呈陂渠串联型式。 

　　（三）庐江、广陵等地区陂塘的修筑

　　江淮地区的陂塘创建于春秋时期，东汉时又有较多的发展。一些陂塘的规模颇大，并因地制宜布置。

　　汉章帝建初八年（公元83年），王景任庐江郡太守，他努力发展农业生产，“郡界有楚相孙叔敖所起芍陂稻田，景乃驱率吏民，修起芜废”。芍陂从西汉末以来长期不修，已经荒废，王景大力修治，恢复灌溉之利，“由是垦辟倍多，境内丰给”[l7]。 

　　淮河下游的蒲阳陂规模也大。《后汉书》卷四四《张禹传》载：汉章帝元和三年（公元86年）张禹任下邳（治所在今江苏睢宁西北）相，“徐县北界有蒲阳陂，旁多良田，而堙废莫修。禹为开水门，通引灌溉，遂成熟田数百顷”。邻郡贫民也被吸引过来，归者千余户，“后岁至垦千余顷，民用温给”。徐县治今江苏省泗洪县城南大徐台。蒲阳陂在徐县北界，可能是利用洼地围成的蓄水工程。据《东观汉记》载：“坡（陂）水广二十里，径且百里，在道西，其东有田可万顷。”灌溉的效益颇大，“得谷百万余斛”。

　　广陵在长江下游北岸，是因“地多陵阜，故名广陵”[l8]。分布有淮扬蜀岗，是江淮丘陵的延伸部分。地势由西北向东南倾斜，逶迤起伏，冈地与长江间为沿江冲积平原。古人利用沟谷筑塘蓄水自流灌溉河谷平原。《后汉书》．卷二四《马援附马棱传》记载：东汉章和元年（公元87年），马棱任广陵郡（治今江苏扬州市西北蜀冈上）太守，为扭转“谷贵民饥”的局面，“兴复陂湖，溉田二万余顷，吏民刻石颂之”。此时创建了不少陂湖，但兴修了什么陂湖，无具体记载。到建安四年（公元l99年），陈登任广陵郡太守，又广为修筑陂塘，“尽凿溉之利，秔稻丰积”[19]。所修陂塘最有名的为陈公塘，又名爱敬陂。该塘位于今仪征县东北20里的官塘集，塘周90余里，汇受36汊山涧水，塘的东西北三面依山，只在东南面筑堤障，成为山谷水库。其巨大的库容对山涧水进行潴蓄和调节，既解除了山洪危害，又灌溉塘下1000余顷农田。到唐代时经改建，陈公塘功用扩大，成为淮扬运河的水柜，起接济运河水的功用（详见第三篇第三章）。陈公塘一直运行到明代后期才堙废，历时1350多年。

　　（四）江南地区大型陂湖的创建

　　东汉时期，江南地区丘陵、高亢平原有较多的开发，因此陂塘水利得到兴建，出现了如绍兴鉴湖、余杭南湖等著名的陂湖工程。

　　鉴湖，又名镜湖、长湖等，位于今浙江绍兴会稽山北麓，是长江以南古代最大的陂塘蓄水工程。东汉永和五年（公元l40年），由会稽太守马臻主持创建。鉴湖呈狭长形，南界是稽北丘陵的山麓线，北界是人工堤岸，长l27里，湖周总长358里。拦蓄会稽山北面36源之水，形成一个巨大的人工蓄水库，基本解除了绍兴平原地区的洪水威胁，灌溉农田9000余顷。由于充分利用了“山-原-海”台阶式的自然地形，灌排很是方便。

　　南湖位于浙江旧余杭县城的南侧。由于南苕溪白天目山乘高而下，县地首当其冲，洪潦灾害严重。东汉熹平二年（公元l73年），由县令陈浑主持，利用县南凤凰山麓的谷地，修筑弧形长堤一道，拦蓄南苕溪之水成湖。于是减轻了余杭及其下游杭州、德清广大地区的洪潦灾害，并“灌溉县境公私田一千余顷”[20]。

　　此外，在浙江余姚县一带，汉代也修有陂塘，《晋书》卷七八《孔愉传》有记载。因该地近海，淡水缺乏，故当地利用地形起伏处筑堤成陂，蓄水灌溉。

　　（五）西南地区小型陂塘的发展

　　我国西南地区多山地丘陵，地形崎岖破碎，支冲沟谷众多，灌溉工程适于兴修小型陂塘水利。东汉时西南地区逐渐开发，为水稻生产服务的陂池多有兴作。新中国成立以后在四川、云南、贵州、广东等地出土了不少汉代陂池水田模型[21]，基本都属于东汉时期，这为我们研究陂池工程技术提供了实物资料。

　　四川出土的陂池水田模型集中分布在川西地区，如成都、新津、彭山、峨眉、简阳、绵阳等地。其他在四川南部地区，如西昌、宜宾、合江、武隆等地也有出土。峨眉县出土的一件东汉水塘水田石刻模型[22]，上部为水塘，塘边岸上有缺口，可将塘水引入田中，再通过田边另一缺口流人另一块田中。其他的模型也皆有从池塘通向水田的灌溉系统。

　　云南滇池地区，战国时期已有开发。当时楚国的将军庄蹻率兵入滇，因秦切断了归路，遂在滇称王。之后，汉武帝在云南设置郡县。王莽时期，广汉人文齐为益州郡（治所在滇池县，今云南晋宁东北晋城镇）太守。《后汉书》卷八六《西南夷滇国传》称：文齐“造起陂池，开通溉灌，垦田二千余顷”。又《华阳国志·南中志》记载：有梓潼文齐，东汉建武后在朱提（犍为属国治所，今云南昭通）“穿龙池，溉稻田，为民兴利”。文齐是四川人，他在云南几处地方主持修建陂池，说明内地的水利技术已传播到云南了，对当时云南经济的发展起了积极的作用。东汉时云南修建陂池也为出土文物所证实。l975年，在云南呈贡县小松山发现的一座东汉墓中，出土了一件陂池水田模型，形状呈长方形，一道坝将其分为两半，一半为陂池，一半为水田，田中央有一条渠，渠与陂池相通，渠两边为水田，每边六块田。l978年，在同地的另一座东汉墓中，又出土了一件圆盘形的陂池水田模型。亦有坝将其分为两半，一半为陂池，另一半为水田，埂把田分为四块，坝中有一涵洞，使陂池与田相通。此外，在呈贡县七步场、嵩明县梨花树、大理市大展团以及通海县镇海皆出土有东汉陶制水田模型[23]，说明云南滇池地区和大理地区开发最早，东汉时小型陂塘工程已较为普遍。

　　贵州的兴义、广东佛山和韶关等地也出土有陶水塘稻田模型。　　

　　由此可知，汉代我国西南地区与中原有着密切的联系，小型陂塘水利技术与汉中、四川等内地已基本一致。

三、魏晋南北朝陂塘工程的建设

　　（一）魏晋南北朝社会与陂塘工程　　

　　魏晋南北朝时期，除西晋时全国有短暂的统一外，其余时期皆处于南北对峙的状态。为配合军事屯田，以及发展农业生产增强实力的需要，在两淮和江南地区大修陂塘，因此，这一时期陂塘建设与屯田关系密切。如两淮地区是南北争夺之地，为加强边防的经济力量和就地供应军粮，曹魏在两淮进行了大规模的屯田活动，以发展水稻生产，由此促进了以陂塘为主的水利建设的发展。这时孙吴也组织民众在今无锡以西至宁镇一带进行屯田，兴修了许多塘堰工程。屯田能统一调度人力，兴修陂塘的速度快，数量多，有可能兴修大型工程，陂渠串联工程亦得以在大范围内建设。

　　在南北争夺的两淮地区，由于受军事行动进退的影响，造成陂塘工程时兴时废。如芍陂就经历过多次废兴的过程，在兴复过程中，曾努力解决引水水源等技术问题。

　　长江以南地区，受战争的影响较少，政治局势相对安定，惨遭战争之祸的中原人民扶老携幼，纷纷越淮渡江南徙，以东汉末、西晋末南迁人数最多。如建安十八年（公元213年）自庐江、九江、蕲春、广陵一次渡江的民户，即达十万余户[24]。据统计，自西晋末“永嘉之乱”到刘宋时，南方约有侨户90多万，占当时政府领民的六分之一。其中侨寓今江苏者有26万人，集中分布在从建康（今南京市）到京口（今镇江市）一带，特在京口设立侨郡“南徐州”来统一管理，南徐州一州就领有侨寓人口22万多人，超过旧有人口数（20万）两万多[25]。劳动力的增多，为开展水利建设创造了条件。由于宁镇一带多丘陵高地，适于修建陂塘工程，因此陂塘工程发展迅速，工程技术也有相应的提高。

　　（二）两淮地区的陂塘建设

　　三国时期以曹魏在两淮地区屯田的规模最大，当时为发展水稻生产，兴修了众多的陂塘。其屯田从建安元年（公元l96年）开始，到咸熙元年（公元264年）罢屯田制止，长达近70年时间。

　　建安初，因大旱，建武将军夏侯惇“断太寿水作陂……率将士劝种稻”[26]。太寿水在襄邑县（今河南睢县）附近，是睢水的支流。夏侯惇修陂塘蓄水，溉田更有保证。之后又有刘馥、贾逵、邓艾等人在江淮地区屯田，规模更大，修筑陂塘更多。

　　建安五年（公元200年），曹操以刘馥为扬州刺史，镇合肥。据《三国志·魏书·刘馥传》记载，他在经营屯田的七八年内，先后“兴治芍陂及茹陂、七门、吴塘诸堨，以溉稻田，官民有蓄”。对大型蓄水工程芍陂进行了修治。茹陂，据《元和郡县志》卷二九记载，在今河南固始县东南48里。七门堰在今安徽舒城县西南七门山下。《太平寰宇记》卷一二六庐江县下载：“七门堰在县西一百一十里，刘馥为扬州刺史修筑，断龙舒水灌田千五百顷。”据光绪《舒城县志·沟渠志》载，七门堰相传是西汉初羹颉侯刘信创筑，至刘馥重修，明清时下连乌羊堰、千功堰、槽闸堰三个堰，共灌田二万余顷，灌区内陂、塘、沟有200余所，形成一个自流灌溉网。吴塘，又名吴塘陂、吴陂堰，位于安徽潜山县西20里，拦蓄潜水，灌溉稻田。刘馥在建安十三年卒，之后，曹操“遣朱光为庐江太守，屯皖（今安徽潜山县），大开稻田”[27]。因为皖地有吴塘等灌溉之利，土地肥美，建安十九年东吴孙权亲征皖，夺取之，也在这一带屯田。西晋咸宁四年（公元278年），晋人攻破皖城，“焚其积谷百八十余万斛，稻苗四千余顷”[28]。这些屯田皆利用过吴塘工程[29]，可见吴塘工程规模不小。   ’

　　贾逵在延康元年（公元220年）七月任为豫州刺史，因州南与东吴相接，贾逵努力经营，“外修军旅，内治民事，遏鄢、汝，造新陂，又断山治长溪水，造小弋阳陂，又能运渠二百余里，所谓贾侯渠者也”[30]。新陂是遏鄢、汝之水新造的陂，当在汝水流域，可能在郾城（今河南郾县东北）境的汝水上。小弋阳陂，所在地不清楚。贾侯渠大约是沟通洧水和渠水的运渠。

　　曹魏时期的两淮屯田水利，至邓艾时达到高峰。曹魏为兼并东吴，解决军粮供应问题，于正始二年（公元241年）采纳邓艾计划，并委派他在淮河流域主持大规模的屯田水利建设。屯田兵五万人，其中淮北二万人，淮南三万人。在淮南，“遂北临淮水，自钟离（今安徽风阳县东北）而南，横石以西，尽批水（今淠河）四百余里，五里置一营，营六十人，且佃且守”。自今凤阳、定远以西至寿县一带大修陂塘进行屯田。在淮北，“兼修广淮阳，百尺二渠，上引河流，下通淮、颍，大治诸陂于颍南、颍北，穿渠三百余里，溉田二万顷，淮南、淮北皆相连接”。屯田水利收效甚大，“自寿春（今安徽寿县）到京师（今洛阳），农官兵田，鸡犬之声，阡陌相属，每东南有事，大军出征，汛舟而下，达于江淮，资食有储，而无水害，艾所建也”[31]。　　一

　　邓艾所建的水利工程，文献记载都很简略，据资料分析，其在淮南主要修治芍陂。《读史方舆纪要》卷二一寿州下称“邓艾重修此陂（芍陂），堰山谷之水，旁为小陂五十余所，沿淮诸镇，并仰给于此”。造就了芍陂工程体系的卫星塘格局，并于塘北堤建大香水门，开渠引芍陂水达寿县城壕，汇肥水入淮河，扩大了灌溉面积，沟通了漕运。在淮北，除开广淮阳、百尺渠外，还开有广漕渠。《晋书》卷一《宣帝纪》载：正始三年三月，“奏穿广漕渠，引河入汴，溉东南诸陂，始大佃于淮北”。广漕渠是连接黄河与颍水的运渠，亦可补充颍水左右陂塘水源。据《水经注》卷二二《渠》记载，其上游大约利用汳渠（即汴渠），下游为疏浚沙水而成。沙水在陈县（今淮阳县）西北，“又南与广漕渠合，上承庞官陂，云邓艾所开也”。淮阳渠，大约是修浚流经淮阳东北部的沙水而形成的人工渠道。百尺渠，《水经注》卷二二《渠》称为百尺沟，“沙水又东而南屈径陈城东，谓之百尺沟”。即经陈城东而南流的沙水为百尺沟。这样通过开挖疏通广漕渠、淮阳渠、百尺渠，可“上引河流，下通淮颍”，以运河作为主干渠道，与颍水南北的诸陂塘相联结，构成陂渠灌溉系统。

　　后代方志中有反映邓艾在淮颍一带屯田的情况，但具体修了些什么陂塘不甚清楚。《水经注》较详细地记述了淮颍地区陂塘的分布情况，列有陂塘数十处，其时间虽然后出200多年，但多少应是曹魏屯田水利的陈迹，或是经过修治利用的水利工程，这些工程不少呈现陂渠串联的形式，而且采取流域之间的调水方式，体现了水利工程技术的进步（详见本章第三节）。

　　此外，邓艾在淮河下游南岸的盱眙、宝应一带，也兴修有陂塘灌溉工程。《太平寰宇记》卷一二四宝应县下载：“白水陂在县西八十五里，邓艾所立，与盱眙县破釜塘相连，开八水门，立屯溉田万二千顷。”[32]开创了白水陂灌区，灌区范围大致分布于今盱眙、金湖、宝应、洪泽之间，范围广大，可与芍陂灌区相媲美。

　　西晋时期，由于淮河流域水灾频繁，“陂堨岁决”，曾接受杜预的建议，废除了一些修筑质量不好的陂塘，所以这一时期建树不多。东晋南朝时期江淮是南北争夺之地，水利工程常遭破坏，但每当有大的军事行动时，为了避免长途运输军粮，往往在江淮地区屯田，兴修水利，对以往的陂塘进行修治，重点修治的仍为芍陂和白水陂，在修治中解决一些技术难点。

　　总的说，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江淮之间的塘堰水利有较多发展。清人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江南一》有归纳性的论述：“古人多于川泽之地立塘堰以遏水溉田。在（三国吴）孙氏时尽罢县邑，治以屯田都尉。魏自刘馥、邓艾之后大田淮南，迄南北朝增饰弥广。今舒州有吴陂堰（在今潜山县），庐江有七门堰（在今舒城县），巢县有东兴塘，滁、和州、六合间有涂塘、瓦梁堰，天长有石梁堰，高邮有白马塘，扬州有邵伯埭、裘塘屯，楚州有石鳖塘（在今宝应县）、射陂、洪泽陂，淮阴有白水屯，盱眙有破釜塘，安丰有芍陂，固始有茹陂，是皆古人屯田遏水之迹，其余不可胜纪。”众多陂塘的兴建，促进了工程技术的提高。

　　（三）江南地区的陂塘建设

　　长江以南的江南地区，既有平坦的湖荡平原，又有绵延的丘陵山地。湖荡平原地势低洼，治水是其主要的任务。但六朝时期重点是开发丘陵和高亢平原地区。开发丘陵地区需要修筑陂塘堰坝工程，以拦蓄雨洪和径流，备农田灌溉之用。六朝时期，塘堰工程在宁镇丘陵地区有较多的发展。

　　宁、镇地区广泛分布着低山丘陵和岗地。六朝时期为丹阳郡（治建业县，今江苏南京市）、晋陵郡（西晋治丹徒县，东晋大兴初移治京口，义熙九年又移治晋陵县，今常州市）属地，也是当时的京畿之地。为了解决都城军民的粮食供应，一方面开凿人工运渠，从太湖流域漕运粮食，另一方面重视发展该地区的农业生产，兴修陂塘灌溉工程。

　　三国孙吴时曾组织大规模的屯田进行开发，今无锡以西至宁、镇一带是屯田的重点地区。孙吴立国后分吴郡无锡以西为屯田区，省郡县，置毗陵典农校尉（治今常州市），调集民众，甚至掠夺江南深山中的“山越”人进行屯田。仅赤乌中（公元238～251年）“诸郡出部伍，新都都尉陈表，吴郡都尉顾承，各率所领人，会佃毗陵，男女各数万口”[33]。宁、镇一带还设有于湖督农校尉、江乘典农校尉、湖熟典农校尉、溧阳屯田都尉等民屯，开垦了不少农田。晋代左思《吴都赋》描写吴时屯田情况为：“屯营栉比，廨署棋布”，“畛辍无数，膏腴兼倍”，兴修了不少塘堰工程。南齐建元三年（公元481年），萧子良曾指出京尹一带，“旧遏古塘，非唯一所”。当时查得丹阳（治今安徽当涂东小丹阳）、溧阳（治今高淳县固城镇）、永世（治今溧阳县古县桥）等四县有荒熟田8554顷，修治塘遏要用ll.8万人工[34]，可见小型塘堨相当多。“旧遏古塘”实开创于三国孙吴时期。

　　孙吴时以赤乌二年（公元239年）在句容县修建的赤山塘（亦称赤山湖）规模最大。该塘位于句容县西南30里，以附近有赤山而命名。赤山塘利用山间洼地，仅在西北筑堤数里而成，初建时湖周达120里[35]，蓄水量甚大，对句容南半部山丘区和湖熟一带农田的防洪和灌溉发挥了很大作用。故而东晋时句容、湖熟成为屯积粮食之地。后代多次修治赤山湖工程。

　　两晋、南朝时期继续在宁、镇一带修筑塘堰。西晋末陈敏据江东（公元304～307年），在丹阳筑有练湖。《元和郡县志》卷二五载：“练湖在县北百二十步，周回四十里，晋时陈敏为乱，据有江东，务修耕绩，令弟谐遏马林溪，以溉云阳，亦谓之练塘，溉田数百顷。”练湖是利用洼地四周筑堤，拦蓄山溪水，成为周回40里的大湖，除灌溉农田外，还使丹阳、金坛、延陵一带八九千顷农田解除洪水之患。[36]

　　其后东晋大兴四年（公元321年），晋陵（治今镇江市）内史张阄在今丹阳新丰镇附近修筑新丰塘。《晋书》卷七六《张闽传》记载：“时所部四县并以旱失田，闿乃立曲阿新丰塘，溉田八百余顷，每岁丰稔”。当时筑塘共用211420工，可见此塘规模之大。丹阳大部为高亢平原，缺水灌溉。练湖和新丰塘的建成，改变了“旧晋陵地广人稀，且少陂渠，田多恶秽”[36]的面貌，促进了农业生产的发展。   

　　南朝时在金坛县也修建了许多陂堰。据至顺《镇江志》记载，当时较著名的工程有单塘、谢塘、吴塘（周长30里）、莞塘等，这些陂塘使用时间较长，后代多有维修记载。

　　由于南朝时晋陵郡塘堰灌溉的发展，农业生产抗灾能力增强，农业产量有较大提高。《宋书》卷九一《徐耕传》记载：元嘉二十一年（公元444年）江南大旱，民饥，晋陵郡“承陂之家，处处而足，并皆保熟，所失盖微。陈积之谷，皆在巨万”。可见有陂塘之处，能有效地抗御大旱之灾。《陈书》卷二一《孔奂》传也说，“晋陵自宋、齐以来，旧为大郡，虽经寇扰，犹为全实”。反映当时晋陵地区经过兴修陂塘灌溉水利，农业经济已打下坚实的基础。

　　此外，六朝时期在浙东地区也兴修有较多的湖塘工程。东汉马臻主持兴建的绍兴鉴湖，在六朝时期通过开挖新河，增建斗门，增修湖堤，灌溉效益更加扩大。其时会稽郡的富裕程度甚至胜过了关中地区。今宁波市一带也有较多的开发。西晋时郧县（今宁波市东）之西有大湖，已利用湖水溉田，“火耕水种”[37]，种植水稻。东晋咸康时（公元335～342年）孔愉任会稽内史，修复句章县（治今余姚县东南）汉代旧陂，溉田200余顷。[38]引六朝后期，宁绍平原的开发程度已较高，农田多利用陂湖水利。